王德峰：在过去，这两个概念常常可以重合，比如一个人一辈子做医生，医生就是他的职业，他同时也在这个职业当中实现了个人生命的意义。这就是职业理想与人生理想相重合，这是一种幸运。然而，在今天这种重合出现的概率很小。

　　解放周末：这可能缘于今天的“理想”常常被某种“成功”所捆绑了。很多人把社会地位和财富，奉为“成功”的核心内容。

　　王德峰：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病症”。一个健康的社会，不会光捧那些发财的人、成功的人。你是首富，这确实是一种成功，但成功绝非只有这一个标准。比尔·盖茨、乔布斯都是成功人士，他们所拥有的物质财富也很可观，但我认为他们最值得称道的，还是他们贡献给人类的思想和精神。

　　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如果受到这种社会“病症”影响，就会把人生的目标设置得非常狭隘。一种是求“一夜成名”，所以今天选秀节目那么热闹。我有时候看电视，每一轮比赛后，被淘汰的选手总是泪流满面，我就觉得奇怪，这有什么好哭的呢，这不是来玩的吗?可是别人告诉我，这可不是来玩的，有人真的是把自己的人生赌在这场比赛上了。还有一种目标，就是成为商界“精英”。现在社会上经常有这种活动，把一些商界领袖请来，请他们谈自己成功的经历。这些现场总是涌满了年轻人，他们都是来看自己崇拜的英雄的，想知道这些人成功的流程是怎样的。

　　现在，很多人努力让自己要么一夜成名，要么成为商界领袖，如果两者都不行，就把自己的人生判定为“失败”。

　　大学生确实应当有谋生的能力，但无需拥有发财的能力，若果真成为富豪了，也不是坏事。问题在于：假如你把发财作为你的人生目标，那就肯定错了。

　　不管这个时代与过去有多大的不同，人生的基本真理是永恒不变的

　　解放周末：人生理想的错位，反映出并不只是某一个阶段的教育出了问题，而是跟当下整个社会所追逐的价值观有关。

　　王德峰：正是如此。我再举一个例子。大学每年都有自主招生，据我所知，有些老师会专门教学生一些“面试技巧”。比如，怎么抓住面试老师最希望听到的，编一套话让考官听着特别舒服。我就碰到过这样的学生，我说到哪里，他应到哪里，好像全知道，但当我再问下去时，他就不知道了。我说：“你不知道，为什么要同意我刚才说的?”他说：“我们老师说的，考官肯定是对的，不要和考官唱反调。”

　　还有，大学里为了应对求职，也会开一些相应的技巧课，这也很糟糕。应聘的时候，难道不应该老老实实地说话吗?自己有什么能力，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应坦率而言吗?可现在有些学生把自己的简历包装得特别漂亮，把自己写得面面俱到、什么都会。如果我是考官，这些材料让我看到的就是虚假、欺骗，这是缺乏基本诚信的表现。

　　解放周末：要在竞争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道德是基石，理想是方向，但有些人却把这两样当成了包袱。

　　王德峰：爱因斯坦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想明白了这个道理，他说：我们来到世界上，不应该希望自己能够得到什么，而是应该问自己能够做什么。爱因斯坦这个人，拿到今天来看，恐怕既不是“成功人士”，也算不上“社会精英”，更排不上世界富豪榜。大学毕业以后，他在专利局当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这个职业当然不是他的人生理想，他的人生理想是实现一场物理学的革命来克服物理学面临的危机。可贵的是，他坚持了这个理想，所以他能在专利局工作的那段时间里继续自己的科学探索，并且最终获得了成功。

　　我深信，不管这个时代与过去有多大的不同，人生的基本真理是永恒不变的。因此，我一直鼓励我的学生们，在大学期间，除了抓住这个可以让我们暂时远离得失、追求真理的难得的自由机会，还应该好好思考一下：我的人生理想是什么?我究竟能够做什么?

　　有人嘲讽、批评今天的一些年轻人“脑残”，其实他们并不“脑残”。事实是，他们头脑中装了很多知识，只是在心灵上没有得到满足，他们的问题是“心残”。

　　解放周末：他们对现实和未来充满困惑，如何弥补这种残缺?

　　王德峰：近些年我发现，不少年轻人开始意识到这种残缺了，学校也有相应的举措，比如复旦大学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推行通识教育，其实就是给本科生在人文修养上“补课”。

　　现在经常有学生在课堂上和我探讨有关学问、社会和人生的各种问题，我很高兴他们发现了一个思想和智慧的新天地。他们终于面对这些问题了，而这些问题是不可能在计算机科学或其他应用学科的课程上得到解答的。

　　甚至有些已经工作了的年轻人还会回到课堂上旁听，下课后还会追问我一些问题。他们也在反思，他们是来大学里寻找精神家园的，我觉得这很好。反思社会和引领社会，正是大学应该承担的使命。我一直认为，大学不应该只满足于培养“社会精英”，而更应致力于培养能够担当天下的“民族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