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结果是黄明和李万都请了家长，并写了检讨书向全校公开检讨，李万被学校勒令取消住宿资格2周，而黄明则被取消住宿资格4周。每天，李万和黄明分别从17里和20里地外的家中出发，在复杂的山地上骑到学校，上早7点的早自习，一旦迟到就将构成新的违纪。

李万和黄明的被惩戒显然属于对既有便利的剥夺，它与罚站、打手板等传统意义上的惩戒有所区别，对义务教育段学校教师惩戒力度极低的尴尬现实而言，这无疑是一种更为高明的惩戒术。

但再高明的惩戒术也会遇到底层社会家长们的质疑，八年级的杨刚即是一例。

邓畅多次当场抓住杨刚与舍友在宿舍晚上熄灯后继续玩“三国杀”，与此有关的9名同学被取消住宿2周。其他8位同学在公开检讨后，只能每天或骑车或步行或由家庭一员接送上学。

从 学校的角度而言，此举显然是让学生本人知道其住宿资格并非理所当然，方可不再违纪。而学生选择家庭一员接送，显然会给家庭正常生产生活带来莫大的麻烦，以 至于在家庭教育日渐淡薄的底层村落社会中，家庭可通过给学生施加必要的心理压力，才能真正配合学校重视和纠偏学生在校的违纪行为。大多数农村家庭理所当然 地接受了这种柔性的惩戒术。

但杨刚的家庭却不这么认为。杨刚的父亲是云乡残联主席，母亲是乡村医生，相比于其他务农的农村家庭，他们显然无法接受这种惩戒：一方面出于“面子”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对公共政策掌握的自信和社会资本拥有的自信。

通 过公共网络和在教育系统私下关系收到的信息，杨刚的家庭认为，撤点并校后农村义务教育段学校不能不给学生提供住宿，否则就有权去告学校侵权。于是年近七旬 的奶奶直接将云乡学校告到了芥县教育局信访办，理由是：家校距离达9里，杨刚父亲残疾、母亲身体不好，自己年事已高，无力接送杨刚，而学校却还要非法取消 杨刚住宿资格，这是体罚。

云乡学校陷入十足的被动之中，县教育局信访办迅速组成调查组展开调查，最后调查的对象定位到邓畅身上。经过多方约谈和积极交涉，县教育局调查组了解全面实情后，尽管表达了对云乡学校惩戒行为的理解，但也要求云乡学校马上取缔取消住宿的惩戒，让杨刚等9名学生立刻回校住读。

对于学校而言，这显然意味着上级官方对“取消住宿资格”这种新惩戒术不支持的表态，而对身兼生活老师职位的德育主任邓畅而言，他理解为这是社会资本对教育惩戒权的胜利。

故意无视：间接惩戒失败后的治理术

社会资本对教育惩戒权胜利的背后，并不意味着家长对学校的胜利，因为最后的吃亏者往往依然是学生。

杨 刚的家庭改变了取消住宿两周的决定，但云乡教师们在惩戒面前却展开了集体反思。德育主任邓畅告诉笔者：白纸黑字的规定，家长一上告，学校就只能被迫取消。 不敢打、不敢罚、不能开除、还不能取消住宿，我们惩罚的权力究竟还有多少？农村底层乡校日常管理太难，尤其是惩戒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