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的一份数据也佐证了这一点，自2007年始，大学生因为比较普遍的婚前性行为及较少采取安全防护措施，成为新增的艾滋病高危、易感和高发人群之一。我国每年新染艾滋病的人中，约一半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

　　当然，这更多地要归咎于中小学阶段性教育的缺失，在朱俊勇看来，高校的性教育，是对孩子在青春期本应获得性教育的一种补课，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可能是最后的补课机会。

　　方刚认同这一说法。他说，“性教育传授的不只是单纯的性知识，还包括人的成长、价值观的提升等‘如何认识某一件事物’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些是从网络贴吧、论坛上学不来的。”

　　更为重要的是，有了这样的课程，可以打通一个学生和真理之间沟通的桥梁，学生们会根据老师教的一些基本常识，去寻根究底，找寻应该怎么样去做，以及为什么这样去做。

　　“如果没有这堂课，没有向我咨询这个渠道，她很可能找贴在电线杆上的小广告，但那些大多是忽悠人的。”朱俊勇告诉记者，下一步，他准备在校内开一个咨询门诊，“就像心理咨询那样，做一个性教育的咨询。”

　　提防伪性教育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防治艾滋病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健提出将性教育写入大学生教学大纲，一时引发热议。

　　方刚称，“类似的提议已经提了很多年，甚至相关政策也已经出炉了多次，为何仍开展不下去呢，还是社会观念太过陈旧。”

　　此言不虚。北京师范大学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刘文利曾做过一项我国青少年性教育研究的统计，她发现，2000年以后，我国颁布过多个有关性教育的政策，比如2000年的《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就提到，“把原有思想品德课、思想政治教育课及青春期教育等相关教学内容有机结合进行, 帮助学生掌握一般的生理和心理保健知识和方法，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

　　2001年12月，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该法指出： “学校应当在学生中，以符合受教育者特征的适当方式，有计划地开展生理卫生教育、青春期教育或者性健康教育。”

　　刘文利认为，这从法律上保证了青少年接受性教育的权利和学校应该承担的教育义务，在中国青少年性教育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深远影响。

　　2006 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还颁布了《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6～2010 年)》，其中写道：对艾滋病防治和无偿献血知识知晓率，到2007年底实现校内青少年达到85%以上，校外青少年达到65%以上;到2010年底实现校内青少年达到95%以上，校外青少年达到75%以上。

　　遗憾的是，这些政策并未得到很好的落实。

　　更为严重的是，方刚发现，不少伪性教育课程在高校“趁虚而入”。

　　多年前，一门名为“守贞课”的课程在浙江大学开讲，因为其“一旦怀孕就应生育，流产是残杀生命”、“婚姻外的性活动、特别是在青春期的性交从社会、心理、生理各方面都是有害的”等观点，被媒体报道后引发争论。

　　方刚就专门旁听了一堂课，并当场提出批评，“这是一种典型的禁欲型性教育，说如果你不守贞，就会得艾滋病，就会被老公抛弃，这跟我们国家倡导的男女平等的国策是相违背的，我们不是反对守贞，但反对这种守贞教育，这是一种伪性教育。”

　　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大学生对于性教育的需求和推崇，“别说是学分了，就是有个性教育讲座，大学生们就欢迎得不得了”，方刚说，但这门课如何开，是选修还是必修，谁来讲，用什么教材来讲，等等，尚需要学界乃至社会进一步凝聚共识后，才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