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随着整个社会对“性” 话题的包容度越来越高，“三宝课”的教学方式也在缓慢改变。在2007年“三宝课”逐渐开始利用网络与学生进行沟通和交流。起初是公共邮箱答疑，到使用 BBS作为课程信息和交流平台，再到现在开通了微信公众账号“姚锦仙”，“三宝课”一直追随着学生的脚步。“因为我们也需要了解学生的观念变化，了解他们需要什么，关心什么，有什么问题，处于什么状况，而网络能够提供很好的窗口和平台。”姚锦仙说。
“三宝课”学生也常写信给任课老师，有同学告诉她们自己摆正了对性的看法，“虽然性是很自然、很美好的，但也存在很多潜在风险，应该和真正爱的人分享它，做到洁身自好。”也有同学因此更加了解母亲，“知道如何爱护自己的母亲，知道生命的来之不易和生命的宝贵，懂得不为一时冲动而抱憾一生，为自己负责。”
姚锦仙说，“鼓励我们把这门课程继续教下去，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去做好这件事的动力，是那种成就感!你确确实实看到自己的辛勤付出，能够帮助到那么多青年，让他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幸福而阳光地生活，让他们不会因性无知而犯不必要的错，避免抱憾终生的事。”
不仅如此，2011年，姚锦仙还开始尝试让同学们结合专业或个人兴趣来撰写形式不限的课堂作业。
“北大学生学什么专业的都有，而且我们国内整体的性学研究还是相对较少、比较保守，和国外相比还存在很多空白。学生们可以把作业当作是课堂拓展，尤其对大一大二的学生来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调查报告、文献综述、微电影、情景剧……每到期末，“三宝课”的学生都会为课堂作业忙碌着。这种多样化、互动的教学形式大大激发了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写出了不少高质量、严肃而生动有趣的优秀报告。
另一些让三宝课老师们很“自豪”的收获是，据校医院的医生反馈，一些男生上过课后会去校医院做包皮环切手术;也会有同学告诉他们，回家后陪母亲去医院做了检查，避免了如宫颈癌等很多健康隐患。
“未来某一天，如果你的孩子问你：爸爸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你会怎么回答?”姚锦仙在课堂上把问题抛给学生。
“垃圾堆里捡来的”“胳肢窝里生出来的”“快递员送来的”……大多数人小时候都得到过类似的回答，父母们总是会尴尬地用各种答案来搪塞。姚锦仙对学生说，“想想这个问题，就会感到性教育的必要性和难度”。
曾有一组北京大学元培学院的学生在做“三宝”作业时，自主去调查北大学生是否会正确使用避孕套。他们带着避孕套和香蕉挨个宿舍敲门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大多数同学都不会正确使用避孕套，但有两类人会正确使用：上过“三宝课”的学生和外国留学生。
北大学生中性知识来源于父母的仅占15%
近些年，每当性教育话题被媒体和社会关注，总会被冠以一些抓人眼球的词汇;个别“三宝课”的学生作业也会因为“大尺度”内容而被拿出来议论。姚锦仙说，这些内容是学生延伸研究中的少数，但也是不可或缺的内容。
而一个现象是，当姚锦仙将北京大学官方微信关于“三宝课”的报道转发到微信朋友圈，想了解亲朋好友以及学生、同事们对此的反应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大部分人对于性教育都表现出了积极开明的态度，这超出了她的预期。
也有朋友在转发时会发人深省地加上一句“请父母们关注大学的孩子们，他们的教育体系是健康的”。姚锦仙认为，这无疑透露出社会对于性教育的态度日趋积极和开明，但仍存在缺乏足够的正确认识的问题，“整体来看，社会仍需要一个更宽容、更科学、更健康的眼光来看待性教育。毕竟性是从古至今任何人不能、也不可能回避的问题。”
“三宝课”在北大得到学生认可和欢迎之后，陈守良先生曾将这门课的教材送到包括清华在内的其他高校，推荐他们开设这门课。可遗憾的是，没能成功。对于北大的这种“领先”，陈先生“很骄傲也很遗憾”。
中国性学会理事长徐天明曾说，中国的性盲比文盲还多。目前，女大学生已成为人流的“主力军”。中国每年人工流产有约1300万人次，位居世界第一，25岁以下女性占了一半。
前不久，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调查报告显示，在有婚前性行为的女性青少年中，超过20%的人曾非意愿妊娠，其中高达91%的非意愿妊娠诉诸流产。
4 月10日，国家卫计委公布的针对中国15岁到24岁的青年群体艾滋病疫情调查数据称，去年青年学生艾滋病感染者占青年感染人群总数的16.58%。相关负责人认为，青年学生染艾者尽管构成比例不大，但是增幅较大——2008年这一比例仅是5.77%。此外，在患艾滋病的青年学生中男男性行为传播的比例由 2008年的58.5%上升到2014年的81.6%。
2011年，教育部曾下发《普通高校学生心理健康课程教学基本要求》，文中明确规定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设为公共必修课，其中包括性心理和恋爱心理等方面的内容。
但让人担忧的是，大部分学校要么不讲，要么设为选修课，要么用生理知识代替性教育。正常而健康的性教育在家庭、学校乃至整个社会中的严重不足甚至缺失，使得年轻人受到越来越多的性伤害，严重影响着年轻人的身心健康、家庭幸福和社会安定。因此性教育的普及可以说迫在眉睫。
“三宝课”2014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北大学生中性知识来源于父母的仅占15%。由于长期受到传统教育的影响，家长在孩子面前对性也是避而不谈，即便是高级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姚锦仙曾经就收到过自己北大同事的来信，认为“三宝课”弥补了孩子在家庭性教育方面的缺失。“其实每个家长都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问题，确实需要和孩子讲，尤其是女孩子。但即使是高级知识分子，在面对家庭性教育时也有不少困惑。”
对于“三宝课”这类的性教育课程，也有人质疑，“将性拿到台面上来讲，会不会给孩子造成鼓励他们去做的错觉?”姚锦仙对此表示理解，但她了解的结果恰恰相反，性教育做得好的地方，如欧洲许多国家，他们的青少年意外怀孕、人流比率是较低的。“你告诉孩子们什么是正确的，如何保护好自己，孩子们受到的性伤害才会降低，如果你不去做，反倒会出现很多问题。”
谈及“三宝课”的下一个目标，姚锦仙和陈守良、程红的愿望一样，希望更多的人关注学生性教育，更多地把这门课推广出去。曾经就有一位北大的社会学博士，在毕业后去了北京另一所高校开设了类似的课程，“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姚锦仙说。
今年3月，由姚锦仙和程红编写的“三宝课”的新教材《健康的性》已经出版，“在做性教育的时候，哪些该告诉学生，怎么样告诉学生，尺度如何把握，确实也是我们这近20年积累的经验，是非常宝贵的经验。”在姚锦仙看来，有了教材作为蓝本，至少别的高校在想要开设这门课时可以作为参考，了解“三宝课”讲了些什么，讲到何种程度。
而怎么让其他学校和整个社会重视这个问题，怎样能够把这方面的教育做起来，姚锦仙认为，这对全社会来说都是更需要做、更迫切的问题，也是很具挑战性的问题。
